论刑事辩护的价值取向

 

    内容摘要:
    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刑事诉讼中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为价值取向,同时,这种价值取向也完全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纲领。
    主题词:
    角色定位、人权保障、职业道德、司法实践

    大凡刑事犯罪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而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知和查明的过程,其通过起点于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侦查手段来尽力探求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然后再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含义就包括了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对受刑事追诉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是刑事诉讼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的指导思想,不再是片面地强调打击犯罪,而是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来实现。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此立法本意中可以看出,刑事辩护的价值基础就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刑事辩护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决定其价值取向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一系列修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旧的刑事诉讼机制到新机制的重大变革过程,这一变革旨在通过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提升人权保障力度,使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以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律师的角色定位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就目前来看,律师已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更不是国家执法人员。《律师法》已明确将律师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辩护律师这一职业不再担负着与公、检、法人员一样的打击犯罪的职责,而有自己特殊的角色定位,律师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工作者,在刑事诉讼中,并不代表相对遥远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是更多地代表其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事诉一贯的主导思想,但这两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保护人民是目的,打击犯罪是手段,手段只能是为目的服务的。同样,有时候在打击犯罪时并不能严格地分清犯罪与人民之间的界限,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民权利方面,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惜伤及无辜,不能为了不使一个有罪之人逃脱法网而甘冒使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的风险。相反,为了确保无辜者不受错误追究,应当选择宁可放纵罪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些现代化的司法理念正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目的。
    辩是诉的本能反应,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辩护制度的加强和完善。辩护律师从维护国家法治的高度衡量自己的工作价值,维护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辩护权,并使被告人这一权利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得到充分运用,使被告人在充分运用辩护权之后面对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认罪伏法,接受改造,这就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对国家法治精神的维护,更是对整个国家系统的法治体系的维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写入宪法的纲领性目标,正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辩护律师职业的价值取向。
    二、刑事辩护价值取向的人权保障基础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发现真实,而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取得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在某些情况下,刑事辩护甚至与发现真实是相互矛盾的。
    刑事诉讼主要是围绕着国家与被告人的刑事追诉而展开的,国家为达此目的,动用司法权,包括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更会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杀予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弱者。但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司法观念下,刑事犯罪都是敌我矛盾,进看守所的没一个好人,嫉恶如仇的道德观念已经在社会大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它驱使大多数人由仇恨犯罪从而仇视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而根本顾不上了解这些人是否真正犯了罪。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大众很难接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需要与值得同情的弱者这种观点,因而也无法理解刑事辩护律师工作的意义所在。然而,普通民众承认也好否认也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属社会中的弱者,而且是比普通弱者更需要社会宽容与法律保护的弱者,作为被追诉方的一方,无论其多么富有,社会地位曾经多么高,实力都无法与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侦查、控诉等执法机关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伤害。法学家孟德斯鸠有一句经典名言:任何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尤其是对于没有监督没有制横的权力来说,权力行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更甚。因此,为了防止过于强大的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压制被追诉人,必须引入平衡二者的因素,以维持诉讼构造的基本均衡。这种理论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要求对被追诉人赋予充分的参与机会,使其能够攻击防御、陈述意见或辩论,并且保证其辩护的有效性,以避免发生有失公正的突袭性裁判。因此,人权保障就成为刑事辩护正当性的价值论基础。
    三、刑事辩护价值取向与传统社会道德间存在差异
    刑事辩护的目的是什么?刑事辩护能做到什么?为什么要为有罪的人辩护?这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当中引起颇多讨论的问题。在一场刑事诉讼活动中,通常存在着国家、社会的利益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这两种利益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同样,在刑事辩护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着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两种道德,在两者之间,律师需要尽力和优先遵守的应当是职业道德,而不是社会道德,毕竟,律师不同于国家公诉人。
    刑事辩护制度古已有之,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得以扩大的历史。一个国家能不能容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辩护制度和接受辩护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文明与法治程度。然而,由于辩护律师独特的职业价值取向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使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对于辩护人或者辩护制度的怀疑、嘲讽甚至打击报复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我国历来就有惩恶扬善的美德,遇到犯罪行为侵害他人的事件时,人们总是将眼泪赠送给受害者,而将目中的怒火和口中的咒骂掷给犯罪者,每当有案犯被处以极刑,人们总是会在菜市口拍手称快。这种矛盾具有历史性、层次性、尖锐性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辩护权的行使以不妨碍国家机关对犯罪行为的追究为限。为有罪的人辩护的人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人,严重时,甚至出现过辩护律师被伤害、被杀害的恶性案件。
    笔者20054月曾受委托担任青岛建国以来发生的数额最大的恶性抢劫杀人案件第二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去看守所依法会见张某时,值班民警不屑地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必死无疑了,还有什么可辩护的。见到被告人张某时,他也很一幅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说自己肯定是活不成了,法院肯定得毙了他,无所谓了,笔者就告诉他:无论你的案件的审判结果是什么,但作为律师,我要告诉你将经历什么样的诉讼程序去接受审判,你所享有的权利,以及你这个案子在法律上存在的可能性。作为一名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其程序性上的权利还是实体上的权利都应当得到维护。张某虽然庭前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他迫不急待地表示要提起上诉,看得出他还是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渴望通过刑事辩护为自己赢得一点生存的可能。同时,在庭审结束后,被害人家属当场大声质问我们:你们怎么知道他不想杀人,是谁委托的你们,你们也敢接受!”
    刑事辩护的意义很多时候并不为社会公众所认同,有时候甚至包括被告人本身。
    四、查明案件事实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刑事诉讼目的同样也是刑事辩护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其所要解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它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仅仅是财产权利、政治权利,还有人身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权利,因此,相对于其他法律责任而言,具有最高性、惟一性和排他性。
    从我国目前的侦查模式来看,更多的还是沿用由供到证的旧有模式,侦查机关在掌握一定的犯罪线索后,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提取口供的方式作为突破口,来寻找其他证据,如果搜集到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出入,就回过头来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事侦查活动基本上就是围绕口供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国目前现有的比较落后的侦查技术以及侦查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就很容易滋生刑事逼供、暴力取证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从而最终酿成冤假错案。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就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相关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适度监督相关机关的侦查活动,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利制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但由于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情,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方法,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案件当时的情况,而只能用一种法律真实来使其无限地接近事实真实,从而也只能是一种拟制真实。审判人员也不可能亲眼目睹犯罪事实的发生,要使审判公正,就必须全面、客观地审查、评判证据,但从控诉方那里得到的往往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如果过于相信,势必产生偏见。而控辩双方通过平等地进行辩论,可以各杨其长,克服偏见,互相补充,修正对方的意见,使有关事实和证据得以查明,是所谓真理愈辩愈明,最终这种拟制的真实经过刑事辩护的挑刺程序,从正反两个角度接受法律评判,才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使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发生的案件事实达到高度的一致,从而减少刑事诉讼制度本身所非必然发生的冤假错案。
    五、刑事辩护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冲突
    立法难,执法更难,这一直是我国依法治国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也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理论上的刑事辩护价值取向是趋于完美的,但在实践当中,在拥有控、辩、审三种角色中的刑事诉讼架构中,律师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控审双方都是代表国家执法,代表正义一方,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律师是异已分子,甚至认为,有律师在,刑事诉讼没法进行了律师纯粹是来找茬的,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权利是得不到相应的尊重的,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曾深有感触把中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比喻为冰天雪地上的行车人,表明了中国刑事辩护当前困境与窘况。
    关于刑事执业律师权利保障问题,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及随后六部委的解释中对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以及享有的权利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就如何保障执业律师的权利做出了详尽的司法解释。前段时间,相关部门又征求关于保障执业律师权利的意见,关于这些征求意见的意见,笔者很淡然。实际上,单就立法而言,辩护律师的很多权利早已有之,只是在实践中,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被司法驳夺。谨就目前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如果其中涉及到的无论是关于律师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规定能全部实施的话,那中国的刑事辩护形势就一片大好了。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就提出了为辩护权辩护之说,做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如果连自己的权利都维护不了,又何从谈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维护。
    尽管有种种缺憾,种种无奈,但就笔者不长的刑事辩护执业经历来看,整体感觉是处于前进状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在逐步更新,刑事辩护的社会认同度也越来越高,刑事辩护的执业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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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律师 “李建锋律师:“十优”、12年律师、仲裁员、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政协委员、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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